美国名校生：去他的硅谷Offer
10多年前，Facebook, Google等科技公司曾经是每个美国大学生最理想的工作场所。
2006年，Google花10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苹果准备发布第一款iPhone，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
当时就读于宾大英文系的Claire Stapleton正面临着每个大四学生都会遭受的灵魂拷问：“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
每被问起毕业去向，她总是含糊其辞地调侃：大概去Teach For America呆两年吧。
后来Google的HR人员来宾大校招，Stapleton女士幸运地被录取，然后收到了一张飞往加州Mountain View的机票。
当她看到15个自助餐厅、沙滩排球场、理发店和洗衣房，当她感受到Google四处飘散着“自由、民主、平等、改变世界”的空气时，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属。
于是，Claire Stapleton便成了Google企业宣传部门的一员，她这一工作就是12年。
2018年，34岁的Stapleton女士回想起当初做出的决定，总结了两个她被Google吸引的理由：收入高和企业良知。这两点也是不少美国毕业生去硅谷大厂工作的原因。
但就在两年里，科技公司树立起的光辉形象崩塌了。
比投行更糟糕的选择
华尔街日报在去年1月的一篇报道中创造了一个新词：Techlash，用以表示主流群众对科技公司态度180度的大转变。
这种转变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过去几年硅谷的丑闻风波不禁令人感到失望。
2019年，Facebook先是因处理用户数据不当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近50亿美元，接着又被质疑放任特朗普团队花一百六十万美元投放虚假广告的不作为行为。亚马逊想从政府那里获取30亿美元建立纽约市总部的计划遭到了居民、工会领袖和当地立法者的抗议。2018年，Google数名高管涉嫌性侵案件，公司付钱给性侵者的处理方式令内部员工感到强烈不适。
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科技公司在美国大众心中的公信力急剧下降，“相信科技公司会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人数比例从2015年的71%下降至2019年的50%。
在今年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Sacha Baron Cohen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扎克伯格比作《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乔乔：他就是一个天真的、被误导的男孩，把希特勒当成假想朋友，渴望传播纳粹思想。
我们也在最近的美国校园里看到了学生对于科技大公司的抵触情绪。
就在前不久，大数据公司 Palantir的CEO， Alex Karp承认了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提供数据，试图协助ICE驱逐非法移民。Palantir的另一位创始人Peter Thiel又是特朗普政府特聘的顾问，所以Palantir会和ICE联手也不足为奇。此前该公司已经遭到了不少来自民间组织的抗议。
而Palantir公司办公室就在斯坦福校园步行15分钟的距离。去年夏天，斯坦福某学生组织在公司附近悬挂了横幅“Our software is so powerful it separates families. （我们的软件强大到它能拆散家庭）”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加州伯克利、布朗和耶鲁大学。
据招聘软件公司Hiring Solved的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是为硅谷输送人才最多的学校之一，有些公司每年在斯坦福校招活动上的投入光是广告费就花费了1万2千美金。
尽管不少学生仍旧把进入科技大厂看作是阶层晋升的上升通道，但对于手握不少工作offer的大佬们来说：硅谷最赚钱的职位不是最理想的工作，他们的良心不允许自己去这些公司工作。
密歇根大学大四学生Chand Rajendra-Nicolucci说道：“在Google和Facebook实习对当年大一的我来说是最酷的事情，你能赚钱又能给社会带来好的影响，但现在校园里有很多人质疑这些工作的道德性，学生对待硅谷的态度就像对曾经的华尔街一样。”
斯坦福计算机系研究生Belce Dogru认为，Facebook产品帮助特朗普散布虚假信息影响总统选举的行为带来的潜在后果，与投行相比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Facebook现在是数以万计人的信息和新闻来源，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惊人的。
“在我大一的时候，Google, Palantir和Facebook是每个人想去的地方。 ‘哇，你在Facebook工作？那你一定很聪明。’这是我们过去常听到的花式吹捧。”
“但现在呢，如果一个同学说ta要去Facebook或者Palantir工作，对话会陷入尴尬的沉默，接着你会看到这个同学不由得为自己辩护，向对方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Facebook。”
耶鲁大学二年级的学生Audrey Steinkamp说，每年耶鲁有10%的学生去硅谷工作，现在这些拿工作offer的人被看作是“selling out”，为了利益作出昧着良心的选择。
拥抱理想还是向现实低头？
许多美国大学生仍然坚信技术能改变世界，他们拒绝与这些科技公司同流合污，而是用自己的编程技术武装自己，以一己之力对抗反乌托邦。
记者April Glaser去年8月为Slate写的一篇报道中写到，不少斯坦福学生想深入“敌方”，从内部推动变革，颇有一种“你看不惯就改变它”的圣母逻辑在里头。
另一些人则没兴趣为科技大公司打工，甚至会发邮件进行反抗。
Anna Geiduschek曾经是一名Dropbox的软件工程师，201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去年她收到了亚马逊的招聘邀请。她回复道，除非亚马逊终止与Palantir的合同，否则她不会考虑在那儿工作。她最近辞去了工作，去了Recidiviz，一家为刑事司法改革提供技术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这些科技大公司每年都在想方设法挖角高级软件工程师，光是招聘的成本就高达人均2万刀。如果每个潜在员工都选择拒绝他们的offer，那么这些公司将招不到任何人。”
有些工程师在twitter上po出自己对这些大公司招聘邮件的集体抗议，并加上tag #TechWontBuiltIt。一个名为Kelly Carter的网站开发人员，向Tesla的HR表明了自己对公司反工会政策的质疑。Craig Chasseur，一个软件工程师发邮件批评互联网公司Salesforce与Palantir的合同。
这些抗议展现了一小部分科技从业人士对于公司施加的压力，但这种抵触情绪是否影响了应届毕业生还有待商榷。
前Facebook招募人员向CNBC新闻透露，去年5月份Facebook全职的工程师的入职率下降了近40%，但根据Facebook后续的官方辟谣，它仍然是业内最受欢迎的科技公司之一。同月LinkedIn公布的数据显示，科技公司入职率依旧很高，招了基层岗位的新员工。
你能在这些美国名校的career center中看到学生在理想和现实中的挣扎，他们一边渴望着社会名利，同时又不愿放弃心中的情怀。于是一些学生们毕业后去到小型科技企业就业，比如专注于健康，教育和个人隐私的start-up。
“现在的学生会听从自己的内心，为那些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公司工作。事实上很多科技大厂与这些价值观不符，就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庞大了，牵扯到了多方的利益。”Google和Slack的前工程总监Leslie Miley评论道。
位于三藩市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则主动为学生提供了“Tech for Good”的工作networking活动，邀请就职于Code for America和可汗学院的校友们过来分享自己的工作体验。
“这批00后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求职中心副主任Sue Harbour表示，“当主流科技公司变得愈发膨胀，我们需要更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科技公司。”
可惜理想主义者在精英氛围浓厚的美国校园中终究占少数，不少学生还是向现实妥协，选择去投行、咨询和科技公司工作。
UCSD的社会学家Amy Binder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顶尖大学一直都在引导学生去往收入高的职业，期待校友在未来为大学带来巨额捐款和社会荣誉。
Binder博士说：“我8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当时就有不少人嚷嚷着去投行就是为了投机赚快钱，但批判的言论阻挡不了学生随波逐流的脚步。80年代的投行就像50年代的C.I.A，而如今科技公司就像当年的投行一样。”
“只要大学继续支持这些企业的招聘，学生就会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这些公司去。”
毕竟，受利益驱使的资本没有道德观念。
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吗？
多年来，Google一直告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可以从内部化解到科技带来的道德困境，一旦新人肯提出问题，公司会重视并协助一同解决。
这也是过去Google的魅力所在——他们向自己的员工承诺过，只要质疑合理就应该被尊重和善待。
文章开头提到的Claire Stapleton花了12年辗转于Google和YouTube的各个宣传部门。出于她对公司的杰出贡献，Stapleton女士在2012年被Google创始人Larry Page邀请上台授予一块荣誉木匾，上面写着“Google的吟游诗人”。
然而在2018年，纽约时报揭露Google给了前员工兼安卓系统创始人Andy Rubin九千万美金的解雇补偿金，此人在不久前被指控与女同事发生不当关系。
这种处理让不少Google员工感到愤怒，于是Stapleton女士带头组织了一场罢工运动，带领2万员工离开工作岗位抗议，然而6个月之内，Stapleton被降职并被迫辞职。去年12月，她在为Ell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了自己的经历。
Google官方回应道：“众所周知，Google不会对员工实施报复行为。我们做了内部调查，结果显示Stapleton女士不是因为罢工被革职的。她的团队非常支持她对我们工作的贡献，也为她在罢工中展现的领导力授予了团队文化奖。”
Stapleton女士对这种充斥着形式主义的官话并不买账：“希望我的经历为那些最聪明的学生敲响警钟。好好想想，你是不是该为这样的科技公司卖命？我不知道Google有没有资格继续向我们的年轻人承诺，他们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她顿了顿：“诚然，在Google与我一起共事的同事们都是美好有趣的人，但如果你真的在乎一所公司创造的价值，它的道德原则以及它对社会的贡献，你就应该把你的才华和青春贡献给更有良心的企业。”
“你无法从内部改变不想被改变的体制。”
就像你没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Referenc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1/style/college-tech-recruiting.html
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facebook-supreme-court.php